一个日本兵的良心债：那天，他三次求情，救下的人是零
后来很多年，东史郎的梦里，总有一股子烧焦的木头混着铁锈味的怪味儿。那味道，把他死死钉在1938年河南汲县的那个凌晨。
天还没亮透，大概三点多钟的光景，整个村子就像被人泼了油，一下子就着了。那火光，红得瘆人，把每个日本兵的脸都映得跟庙里的恶鬼似的。
这不是一场遭遇战，说白了，就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戮。一个中队，三十来号人，悄没声地就把村子给围死了。连村口的土狗，都没来得及叫唤几声，就再也没了动静。
进村的流程，简单粗暴得像一套流水线作业。踹门，抓人，找不到人的屋子，直接扔个火把进去，连着土炕和炕上的人，一块儿当柴火烧。
东史郎那会儿，还只是个一等兵，屁大点的官都算不上。他手里攥着一个刚从小孩那儿抢来的铁饭碗，碗上还有点余温。他心里堵得慌。
那天，他破天荒地开了三次口，想替那些中国人求个情。
第一次，是在村里一间堆放族谱的老屋里。士兵们从里面拖出来十二个女人，她们脸上抹着锅底灰，身上套着男人的褂子，可那藏不住的惊恐眼神，一下子就暴露了。
东史郎看着那个最小的，也就十二三岁的样子，忍不住跟中队长嘟囔了一句：“她们，可能不是这个村的，没犯什么错吧。”
中队长，一个叫青田的家伙，斜了他一眼，那眼神像在看一个傻子，嘴里轻飘飘地吐出几个字：“你管的闲事太多了。”
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。可另一幕，让东史郎一辈子都忘不掉。一个老太太，死死地把一个十来岁的孙子护在怀里，藏在墙角。两个士兵上去，硬是把孩子给拽了出来，就在院子里，一刀。
血溅了老太太一头一脸。她嘶哑地喊：“俺娃不是兵！不是兵啊！” 可谁听呢？在当时的华北战场，日军推行的“三光政策”，也就是烧光、杀光、抢光，早就把人变成了彻头彻尾的野兽。这种对平民的无差别攻击，根本不是什么意外，而是既定方针。
打谷场上，六个壮年汉子被绑着，问他们游击队在哪，粮食藏在哪。几个人被打得满脸是血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：“俺们就是种地的，真不知道啊。”
青田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命令新兵上。这在日本军队里，叫“试胆”，就是拿活人给新兵练手，捅了第一刀，以后杀人就不手软了。那几个汉子，到死都没吭一声，就那么硬挺挺地倒下去，牙咬得咯嘣响。
村西头的火势最大，风一吹，火舌能窜起几米高，很快就烧成了一片。那十二个女人，被关进了村口的一间木屋，可能是个小祠堂。
中队长挑了两个最年轻的，先进去了。剩下的士兵，就按着军衔，跟领配给一样，排着队在门口等。有人推了东史郎一把，怪声怪气地说：“你不是心疼吗？那你先进去享受啊。”
东史郎没接话，就蹲在地上，死死盯着地上的土。他不是什么英雄，他就是个被战争机器裹挟的普通人，那点良心，在刺刀和枪火面前，脆弱得像一张纸。
临近中午，部队准备撤了。中队长下了最后一道命令：“全部处理掉，不留活口。”
东史郎脑子一热，又冲上去说了第二句话：“如果让他们活下来，他们会感念皇军的恩德的。”
回答他的，是脸上火辣辣的一巴掌。他的枪和刺刀都被收了，被命令去搬抢来的粮食。有人警告他，再多说一句，就按通敌办。
“哒哒哒……” 机关枪的声音响了，像急促的鼓点，敲在每个人的心上，也敲碎了这个村子最后的生机。那些倒下的村民，姿势各异，有的还抱着自己的孩子。
那间关着女人的木屋，也被机枪扫了一遍，然后，一把火。
大火烧到下午才慢慢熄了。东史郎回头望去，整个村子，只剩下黑漆漆的断壁残垣。只有村外那片绿油油的麦田，还在风里摇晃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回到日本后，东史郎把这些经历写进了日记。他想把这些“不该被忘记”的事情公之于众。可这本书的出版，困难重重。
更讽刺的是，他因为在日记里指名道姓地揭露了当年战友的暴行，晚年被那个叫桥本光治的军官以“名誉侵犯”的罪名告上法庭。经过多年的诉讼，2000年，日本最高法院最终判决东史郎败诉。
这个想说出真相的老兵，在自己的国家，输给了那个他想揭露的罪恶。
说到底，战争这台绞肉机，碾碎的不光是敌人的血肉，还有自己人的灵魂。东史郎的故事，不是一个“好人”在坏人堆里的故事，而是一个普通人的良知，如何在集体疯狂中被反复撕扯、最终被碾压成粉末的悲剧。他没能救下任何人，连为他们说出真相的权利，最后都差点被剥夺。这才是最让人感到无力和悲哀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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